政 府每有大型政策方案要推動,標準策略是先出題目找顧問做報告,官員拍板後,便得考慮如何把顧問報告中的動聽賣點推銷給大眾,把不利因素隱藏,或縮龍成寸放 在註腳,或作為「不重要明細」輕輕帶過,或乾脆隻字不提,蒙混過關。與此同步開展的工作,便是收買輿論以及找同盟軍護航,然後選擇最有利時機及最佳公布方 式讓方案出台。好賣點宣傳過後,造成一定聲勢,最後才披露一些「必要之惡」。此時,若有聲音質疑方案,政府及其同盟軍便輕易把質疑者打成「為反對而反對」 的壞分子。在香港,政府擁有無上資訊資源,公民社會則相對薄弱,一般難以阻擋政府方案,提出堅實批駁論據甚或反建議,政府遂可在「行政主導」、功能組別、 親建制立會多數票等支撑之下予取予攜;二十三條一役失手,是極偶然事例,故這次高鐵方案遇上反高鐵大聯盟,政府依足「行之有效」的方法做事,竟一時無法 「入球」,實在始料不及。政府還是那麼強勢,當權派支持者還是那麼一呼百應(足見近日出現的一些「窩裏反」,只不過是輕微之極的「官府內部矛盾」),反對 一方能夠迫出狀況,實屬難能可貴!這項抗爭,特點是新、老民主派不期然裏應外合;老派在議會內和當權派針鋒相對,若沒有新派在議會外造成聲勢,不可能持 續,而新派的街頭抗爭,若沒有老派在議會內打程序戰,迫令政府披露更多資訊而處於被動,亦早已無濟於事。由此可見,新、老民主運動互補性強,若能互相支 持,亦可稍稍制衡強大政府機器和背後既得利益。

<!-- 毫無疑問,提供體制外抗爭新力量的社運新派特別是其中的「八十後」,是這次運動的主角。社會 人士(包括筆者在內),對這批新血欠缺深入了解,甚至還用一些舊眼光看待他們。舉例說,有些人看到新血進場,便覺得好像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火紅的年代」 重臨了。兩次社運固有相似之處,例如參與者多年紀輕,但除此之外,二者南轅北轍。七十年代的社運,主流是接受「認中關社」口號的毛派,「關社」的前提是 「認中」,後來「認中」變成「認祖」,「認」字也從「認識」悄悄變成「認同」;「認同祖國」之後,便必須「服從」。當時的國家利益,要求「關社」不能過 分,要團結大資本家,不能「鬥臭」商界,更要為了祖國經濟利益,在大處容忍殖民政府,不能「鬥垮」港英;祖國利益至上,香港利益次要。為了貫徹這些原則, 運動必須納入黨組織領導,於是,當時的社運很快喪失自發性,大多數運動中人在那些數不清、說不清的「線」的領導下,成為棋局中的一隻隻棋子,或者用大陸慣 用的褒義詞說,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所以當馬列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七六年垮掉之後,整個七十年代的香港社運也隨之在暴露出來的大陸黑暗中土崩瓦 解;其餘社運少數派(社會派)孤掌難鳴,不久亦消聲匿迹。所謂「火紅的年代」,後來有人聽了覺得轟轟烈烈,說穿了不過是一個建築在謊言與欺騙之上的夢魘。 二千年代社運全然不同,不必認「中」認「祖」,反正就是認了,也會有人說你認得不正確,把你否認;但關社就是關社,因為這個社會就是自己的家,沒有人可以 否定。Facebook就是大本營,twitter就是集結號,沒有「組織」領導,沒有「線」在擺布,真理不來自語錄,互聯網上走走便知事物底細;這一回 的年輕人不是棋子,不當工具,參與體現自我,喜歡便來,不喜歡便走,誰也領導不了,與七十年代的格格不入。

 

面對這樣一種群組,政府那套推動 政策「行之有效」的權術,不僅全無說服力,還顯得特別虛偽;手段奸詐,更暗示背後目的骯髒。老民主派還有耐性和政府「拉布」,一點一點逼迫政府把決策理據 和資訊公開;新社運則只有耐性「拉布條」。這個新社運似乎認為,和說謊的人講道理是沒用的。

也許對整體經濟而言,需要某種方案的高鐵乃不言 而喻,但在這個「不言而喻」後面,有沒有各種既得利益藏污納垢?人們知道,無形的貪污和利益輸送,最易在基建工程中隱藏,在日本如是,在西方如是,在大陸 更如是。各種受「第二管治團隊」支持參政議政的前台人物,和政府之間有沒有各種利益交換?在政治互信基礎日趨薄弱的香港,政府施政尤須公正透明,絕不能用 以往那套隱惡揚善的手法像賣二手車那樣推銷政策。「八十後」社運不買這一套,一上場便展現力量,叫停政府機器,是絕對令人意想不到的。也許,年輕人「求 真」的力量,確能壓倒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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