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當局對異議力量的鎮壓正變得日漸嚴厲。一黨專制的中共當局對於政治異議人士和社會不滿情緒一直秉持“零容忍”政策。在過去的一年，一個案件接著一個案件的發生，法院的重判事實上傳達了政府當局對於左右異議力量的態度。
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以控制互聯網和好奇的媒體。而近來，非政府組織（NGO）也成為了新的目標。在2月8日，教育部發文給各大學指香港的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是“竭力向內地滲透的非政府組織，並稱其負責人是“反對派骨幹”。去年，一直以來積極從事法律維權，包括幫助三聚氰胺受害的“腎結石”寶寶的非政府的維權組織公盟也被迫關閉，而其負責人曾被警方以“逃稅”的名義長期拘留。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香港樂施會並沒有對政府這一蓄意指控進行抗議與反駁，而是宣稱其中存在“誤解”並立即暫緩了針對大陸學生志願者的培訓計畫。
最近，在世界範圍內最為受到關注的案例就是劉曉波在去年12月25日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08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77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08憲章》目前簽名人已達萬人。
廣泛的鎮壓
但是劉曉波的案件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中國目前正經歷著10年來可能最嚴厲的控制。而這也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為何當局在取得如此成功的經濟成就時卻時刻感到無處不在的威脅。2月10日，深圳一名年僅20歲的工廠保安薛明凱因為在互聯網上通過謝萬軍加入了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黨，並招募了3名網上黨員而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8個月的有期徒刑。薛明凱表示他之所以加入該黨是希望學習如何建黨以便今後自己為工人組建政黨。
2月9日，在四川成都環保活動者和作家譚作人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20年前他也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自2008年四川“5.12”大地震後，他積極調查因建築品質問題而導致校舍倒塌死亡的中小學生名單並建立檔案。在譚作人案審訊期間，一些香港媒體的記者被警方禁止採訪和旁聽，並遭到警方短期扣留。美國的人權觀察描述中共當局對譚作仁的審判實在是“小題大作”之舉。
專門進行宗教自由案件辯護的人權律師高智晟自去年二月起就“被失蹤”，迄今杳無音信。他以為地下教會和法輪功人員進行辯護而出名，“被失蹤”前他一直處於警方的緩刑監視居住中。他的家人對他一年來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知他是否已經死亡還是遭到警方的殘酷折磨。高智晟此前在網上的文章訴說他曾經遭到警方的殘酷折磨，包括用香煙熏燙他的眼睛造成暫時性失明和種種直接造成傷害的肉刑。
去年11月，網路人權活動者四川的黃琦因“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而被當局判處3年有期徒刑。他在美國設有一個網站以宣傳民主，並調查“512” 地震中死亡學生的人數。這是一黨專制的當局針對那些調查腐敗案例而導致當局丟臉的人員的通常做法。在中國甚至連“失業率”也屬於國家機密。一位“腎結石寶寶”（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的父親趙連海因為建立網站組織“三聚氰胺受害者”的賠償運動而在去年被警方以“非法集會”的罪名逮捕。內蒙古一名年輕人因為在網路上發佈當地縣政府暴力徵用農民土地的資訊而被以“誹謗罪”判處2年有期徒刑。
為何當局的鎮壓日益加強？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物件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去年10月，在重慶，34名參加地下政黨“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全國籌備會議的人員遭到警方逮捕，其中8人和後來遭到逮捕的數人被當局以“恐怖行為和製造社會動亂”的罪名起訴。自21世紀初起，中國的左翼力量也被當局目為“危險的極端分子”，迄今已有數十人遭到當局的正式逮捕和監禁。
假如願意，我們盡可將當局的鎮壓羅列下去。中國每年至少有數百名持不同政見者被投入監獄和所謂的勞教所中，或被流放出國。近年，北京當局一直保持高壓統治對任何持不同政見者或甚至僅僅表示不滿的公民採取零容忍的鐵腕鎮壓。據官方統計，“從1995年到2005年，只有相對較少數量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被關進監獄，...但近年來大陸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指控的案件數量急劇上升。去年公佈的數字顯示，2008年有超過1700人因此罪名而遭到逮捕，與此前一年的742人和2005年的296人相比有明顯增加。”
中國政府有一套非常複雜、殘酷而且主觀隨意性極強的司法與懲教制度。據香港的《蘋果日報》報導，2009年中國監獄中至少有700名政治犯，這還不包括可能數量更多處於的勞教中的人員。 “勞動教育”（勞教）是中國一項獨特的懲教制度，最初引自前蘇聯但更賦之以“中國特色”。而且是否“勞教”是由警方和政法委組織的勞教批准委員會決定，而非由司法體系決定；最長的勞教期限可以達到4年。中國除去150萬囚犯外，還有20萬到30萬勞教人員。此外，中國還是世界上宣判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據大赦國際的統計，2008年中國有超過1718人被判處死刑，是判處死刑人數第二的伊朗（346人）的5倍多。
為什麼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當局的鎮壓與日俱增？這是因為伴隨經濟增長也帶來了諸多激化的矛盾——經濟增長是非常脆弱和混亂的——這使得當局越來越擔心社會失控和其恢復“秩序”的能力。根據社科院2010年2月公佈的年度司法報告顯示，2009年群體性事件和犯罪數量都有所增加。而同樣該報告還警告說，“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而貧困人群的比例還在增加。”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連署《08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制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08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制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08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于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史達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制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08憲章》連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制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08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08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制的出路。
《08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08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繫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制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制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援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08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制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制，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制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制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讚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制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制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他確實尖銳地指出了中共一黨專制當局的腐敗和其鼓吹的民族主義，但這並非是中共當局一家獨有的現象，而是在整個新殖民世界（第三世界）中的普遍現象。
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演進
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主義”及此後的“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逐步發展起來。當時所謂的“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樑”，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樑”斷裂的關鍵轉捩點。為維持一党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份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志，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制內的教授專家被線民稱為“叫獸”。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認識和瞭解現實中的中國和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託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和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儘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制度——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制，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制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麼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08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衝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民主—我們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採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制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徵”。但是，這是人為製造的錯誤印象。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基於官僚體系的專制統治所以無法容忍人民真正掌握民主權利，並鎮壓任何“不同的聲音”，甚至在其自己黨內也是如此。但這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真正追隨列寧與托洛茨基斯想的社會主義者們早已成為了1930年代史達林進行大清洗和1949中國革命成功後毛澤東肅反的主要目標之一。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支持者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社會主義者並不接受唯心主義者認為民主和人權是所謂“天賦的權利”的觀點。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善行”的施捨，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前仆後繼的階級鬥爭所贏得的戰果。這早已為百多年前英國工會運動爭取普選權利進行的鬥爭和半世紀前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所證明。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統治者們都曾經反對窮苦百姓和婦女擁有普選權。而且，事實上這些權利也從未真正得到保障，需要群眾通過不斷的基層鬥爭來予以捍衛。今天仍然有諸多例證可以說明即使是所謂的“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也一直在嘗試奪走民眾的民主權利和限制他們對政治領導人的影響。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其所產生的政府最終是由資產階級控制並為其利益所服務的。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正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一樣本身充滿自我矛盾。而且因為其為工人階級實現自我組織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提供管道和可能性，所以資產階級民主的發展完全可能與資產階級的原本願望所相反。”這一思想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達的，“民主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捍衛民主權利而戰；因為即使仍然存在諸多局限性，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反對資產階級專制統治提供了平臺。同時，我們仍需要進一步說明為擴展民主權利和防止民主制度遭到腐蝕與破壞，必須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這也意味著所有商業公司集團的董事會都應由工人階級民主選舉產生，而董事會成員也只應領取技術工人的工資並可隨時替換。所有涉及到民生、政府、經濟、公共服務和文化領域的機構與團體都應該實現民主化並對所有人開放，而不應該如資本主義制度般，僅為少數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僚與逐利者所操控。
資本主義制度的恐怖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劉曉波的各種著作中幾乎無法找到任何對美國和帝國主義制度的批評。在2001年“911” 事件後，劉曉波和其他數十位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即簽署聯合聲明《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以表哀悼。然而不久，他們竟無條件地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並且甚至把發動戰爭的前美國總統小布希與前英國首相布雷爾吹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劉曉波，2003年，《邱吉爾的真正傳人布雷爾》）。但就在此時，數以萬計無辜的伊拉克與阿富汗平民正死于這兩場戰爭之中。
在中國，目前有數億工人在血汗工廠中遭受奴役卻無權組建自己的工會或組織罷工。經過3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仍有超過2億人生活在每天不到1.25美元（約合人民幣8.5元）的國際“絕對貧困線“下。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列強和跨國商業集團為利益從來不憚於與中共專制當局合作以剝削中國勞工和掠奪自然資源。即使西方的一些高技術公司也與當局積極合作以封鎖中國的互聯網和協助鎮壓異議人士。而近來美國微軟集團的比爾-蓋茨公開表示中國互聯網的封鎖“非常有限”也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資本家們追逐利潤的態度。雖然資本家們不會公開承認，但在實際上他們正需要一黨專制當局的國家機器以鎮壓工人階級和民眾的反抗。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嚮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里。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一黨專制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卻為能得到來自人民大眾與被壓迫者的支持和同情。例如，《08憲章》中位列第三簽名人的茅于軾，作為中國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之一，因其言論同時卻也是中國底層民眾最憎恨的知識精英之一。茅於軾曾經公開表示，“最低工資制度既沒有意義也並不有利於窮人”和“只有優先保護富人的利益才能幫助窮人致富。”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們將繼續積極地為劉曉波和其他異議人士遭到當局鎮壓和監禁進行抗議。同時，我們也反對當局對“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支持者們的逮捕並要求釋放他們。我們支持所有政治團體的結社權和公開表達權。同時，社會主義者基於民主精神也會坦率而公開地對其他並不有益於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政治思想進行批評和揭示。中國當局日益嚴厲的鎮壓必將遭遇到民眾日益激烈的反抗，但同時也需要更為努力地廣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